邓毅富
这天傍晚，我和杨剑昌坐公共汽车去他家，他一 改刚才在办公室的亢奋情态，变得蔫蔫的。他有点恍惚地说：“这桩官司给我的压力太大了。” 也难怪，他如今正是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个人索赔案的被告，被拽上深圳市罗湖区中级法院的被告席时，也就注定了他要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得安宁，他要为“消费者的保护神”的荣誉而战。 原告正是他在1997年揭露的一桩大骗案的主角。杨剑昌被控的罪名是侵害原告的经济利益和名誉权，原告为此索赔1700多万元。 而这时，在都市的喧闹和车厢的摇晃中，杨剑昌却悄然地睡着了，一脸的疲惫和憔悴，他太累了。
1997年4月24日下午6时起，深圳国贸大厦前出现了千人通宵排队的奇观。人们都要领一张“国贸”商铺招租登记表，每平方米月租才100元，相当于同一地段旺铺租价的十分之一，能不去抓住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吗？
但众租户的高兴没能持久。招租者承诺的商场开业期是6月28日，但这个时间一推再推。8月13日，两名租户投诉到罗湖区消委会，8月19日，投诉人数增至80人。
罗湖区消委会的工作人员杨剑昌目睹了这一切，再也按捺不住了，立即会同律师、记者走访了10多个相关部门和单位。
他们在调查中发现：招租者“泰明国贸”租售的19个商铺，已抵押给银行，按照有关规定，作为资产抵押的房产，是不许出租的。而“泰明”用于办理租赁手续的房产证中，有13份是伪造的。另外，招商说明书中所称“筹集近十亿资产，收购了深圳物业集团发展的深圳国贸广场二、三、四、五层”，也属子虚乌有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位于人民北路天龙商业城的粤民百货又东窗事发，数百名消费者投诉它售出大量会员卡、购物储值卡等，却未提供所承诺的服务。而粤民百货的控股公司正是泰明国贸。正当调查深入之际，粤民百货人去楼空。
据杨剑昌等人估算，泰明国贸及其控股的粤民百货涉及欺诈消费者的钱财高达亿元。消委会的调查报告一出，传媒纷纷追踪报道，一时舆论大哗。
杨剑昌这时松了一口气，总算对消费者有一个交代了。没想到12月9日，他却接到了法院的通知，自己成了被告。
“当时我怔住了，不相信自己居然会成为被告。”事前，杨剑昌把很多结果都想到了，唯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“恶人先告状”的结果。
1997年8月21日，即杨剑昌开始调查泰明国贸的当天，他就接到一个神秘的匿名电话，称“有黑社会跟踪，你要小心点啊！”9月6日晚上10点半左右，他刚进家门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冷冷地说：“你是吃共产党的饭的，你要留点后路！”然后便挂断了。
杨剑昌怕不怕？当然怕，他毕竟只是个普通人，但他从未让恐惧所吓倒。他总是不停地为自己打气：我不为权不谋利不犯法，我怕个什么呢？
正是凭着这股勇气，他走过了17年的风风雨雨。1981年，22岁的杨剑昌从广东龙川农村来到深圳，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致力于“多管闲事”：他收集了数百万字的调查材料，写出160多份报告和建议，被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了100多条。这些调查报告，大到党风廉政建设、国土流失问题，小到完善街道门牌号码，几乎包括了社会和市政运作的方方面面。
杨剑昌在调查走私古董、黄金时，走私分子扬言：“再多管闲事，给你放放血！”调查国土流失问题时，有人威胁：“如果往上捅，就打断你的狗腿！”调查炒卖外汇黑市时，有人把他的自行车胎一节节砍断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没有把杨剑昌吓退。
将杨剑昌逼得无路可走的，是他揭发原单位偷税漏税一事。
那是1990年，杨剑昌在深圳某公司做统计员兼材料业务员。在工作中，他发现公司一直在偷税漏税。
凭心而论，杨剑昌对公司是有感情的，公司多次将他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给他迁了户口、分了房。他面临着一个“两难选择”：揭发吧，无疑是砸了自己的饭碗；不揭发，公司明摆着是在挖国家的墙脚。反复权衡后，杨剑昌终于选择了一条可以对得住自己良心的道路。他写了《严防偷漏国家税收的报告建议》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公司偷漏税问题，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国家吃亏。
经深圳市税务局稽查核实，该公司偷漏工商各税共计280万元。公司领导得知“内奸”原来是杨剑昌时，对他说：“你何苦呢？搞得四败俱伤。公司倒霉，领导倒霉，职工倒霉，你也更加倒霉。”
单位先是逼他常年到外地出差，甚至连他请几天假回老家接老人来看孩子的要求都不予批准。不久，新上任的公司领导又提前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。而由于他的检举，公司职工全都补交了数额不等的个人收入调节税，这就不能不令某些人对他恨之入骨。
一天晚上，杨剑昌正在办公室打电话，突然有人从身后对他拳打脚踢。等到妻子闻讯赶来，杨剑昌躺在地上已说不出话来，头发一撮撮地被揪掉，满身满脸都是血。妻子扑上去抱着他，悲愤地呜咽：
“谁这样心狠？把你往死里打。”
这还不算，令杨剑昌最为痛心的是，对他的报复竟最终殃及到他的孩子。那次，他7岁的儿子不小心把一粒花生壳从二楼的窗口掉下去了，一楼的两夫妻冲上来揪住孩子就要打：“狗崽子，和你爸爸一样不是好东西！”
杨剑昌忍无可忍，从里面冲出，咆哮着，如一只受伤的狮子：“你们要打就打我，不许打我的孩子！”
一连串的打击，使杨剑昌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，才30多岁的人，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症，头发急剧地花白、脱落，面色苍白，身形消瘦。到了1991年底，病情突然恶化，胆囊炎发作，他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。
当杨剑昌失去工作，生活难以为继时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深圳市的领导都给了他鼓励、支持。市里特批了一套福利房给他；并将他安排到了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工作。对他来说，正是如鱼得水，可以放手大干了。几年来，经他调解处理的案件将近700宗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．8亿元。1997年，他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选为“全国十佳受理投诉工作者”。消费者更赞他是“杨青天”。
但杨剑昌有时候也被消费者误解。1996年的深圳特大美容毁容案中，杨剑昌在调解期间，被几个失去理智的受害姑娘用汽水瓶砸，用头凶狠地撞向他的裆部。对这些委屈，杨剑昌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依然热心为这些姑娘奔走。倒是令杨剑昌感到无奈的是，他的工作常常被纠缠到复杂的人事关系中，有一次杨剑昌对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违规行为作了披露，却令在那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管辖下的工商所（与消委会同一系统）宿舍无故被停水停电。连累了同事，老杨心里真不好受，但他并不气馁。
而这一次，泰明国贸的事闹大了，杨剑昌蓦然感到，压力如山：区里的某个领导批示要求工商分局严肃处理杨剑昌，认为他的调查影响了投资环境；一个不明真相的领导严厉批评了杨剑昌，并在大会上点了消委会的名……
当谈到多年来所受的种种委屈，杨剑昌语调变得沉重：“有人问我何苦这样做呢？好人难受、好人难过、好人难做啊！”
杨剑昌已经来深圳17年了。17年后的深圳已成为繁华的“黄金地”，水涨船高，很多人也非富则贵了。而老杨过得实在有点窝囊：他家客厅里只有一台老掉牙的小电视机，沙发是亲戚淘汰不用送给他的，人造革的那种。而在老杨卧室里码起的是几个脱了漆的旧木板箱，在深圳可谓“古董”了。与深圳人家气派的室内装修相比，与商场里豪华的家具相比，相差太远了。而市里卖给他的福利房，只收5万元，他当初全是借的，现在还欠人家3万元。
杨剑昌的妻子杨东娥已经失业两年了，原来打工的工厂搬出深圳了，很远。两个孩子还小，要人照顾。老杨忙得团团转，中午不回家，晚上回来后又忙着给消费者打电话，写材料，哪有时间顾家啊。她只能在附近找个工作，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。人家要年轻、漂亮、有学历的。尽管她学会了打字，但还是派不上用场。
杨剑昌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，可他硬是把一些“来路不明”的财神送走了。1990年初，炒地皮的歪风刮得正旺，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。穷得丁当响的杨剑昌却走遍深圳、宝安的每一个角落，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，他的心痛了：这样大片大片的国土被疯狂地炒来炒去，有权有势者私囊中饱，吃亏的是国家。
这时，有个当村干部的老乡慷慨地提出：“给你一块300平方米上好地皮，一转手就可净赚5万元。”
“土地是国家财产，这样炒买炒卖，岂不违法？”
“现在谁不在干这个？你是不是有病？”
“有病”的杨剑昌很快就完成了《我市偏僻乡村和宝安县国土大流失，炒买炒卖地皮严重》的报告。他大声疾呼：炒地皮风不刹，深圳的发展与建设将受到严重干扰，后来深圳者将无立锥之地！在杨剑昌的世界里，是与非，黑与白，有一条很分明的界限，那就是国法。
1998年2月18日，杨剑昌坐在了被告席上。法庭里座无虚席，外面走廊上也挤满了人。
整整一天的庭审，杨剑昌都处于高度亢奋中，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巨大的能量向外喷涌。他据理力争，旁听席上一次次响起掌声，为他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：“如果我不依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，就是失职……”
免费为杨剑昌打这场官司的深圳市国兴律师事务所杨玉亭律师，也在法庭上慷慨陈词。
当杨剑昌走出法庭时，人们把他像英雄一样层层包围住，声援、鼓励之词不绝于耳。有人还高声说，要捐款支持他把官司打到底。而一个叫詹钟灵的保险业务员自费为他买了一份保险额为50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，杨剑昌也显得很激动，在保险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其受益人是杨剑昌的妻子和孩子。
第二天深圳市电信局主动上门，免费为杨剑昌安装了报警电话；某公司也要给他安装防盗门铃，同样是免费的。
时隔9天，1998年2月27日，被告杨剑昌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里，领取了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颁给他的“保护消费者奖杯”。这是该基金会设立的最高奖项，用于奖励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做出过突出贡献者。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秘书长杨竖昆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们坚决支持杨剑昌，他维权护法而被推上法庭，并不可耻，而是对他奇特的表彰。”
杨剑昌在等待着判决。
“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这场官司我输不起，一定要打到底。”杨剑昌充满信心地说。但是他认为这场官司无论输赢，对消委会的打击都很大，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，不少同事还在陪着他加班加点，遭罪。也对以后的工作会造成负面的影响。“已经有人说消委会是不能包打天下的，以后大的案件还是让消费者自己去找法院吧。”老杨这时想得更多的是工作而不是自己，他的心情颇沉重。
“当官，我不够格；挣钱，等下辈子吧。不过我想当人民代表。”在谈到将来的愿望时，杨剑昌的眼睛突然放光。“能为人民群众说些心里话，做些有益的事，我就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然后，他看着在厨房忙碌的妻子说：有时间要去给她找份工作了。
补记：3月3l日，原告上禀法院，将索赔金额由1700万元变成5万元，但被告杨剑昌坚持一分钱也不能赔，即使原告撤诉，也要追究原告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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